苏西·米勒与《初步举证》：用一部作品揭开法律的暗疮

NT live版的《初步举证》在国内院线热映

上个月，NT live版的《初步举证》在国内院线热映，虽然3000多万的票房成绩不足以让它在国内亿量级的电影市场上排上号，但各大电影平台的超高口碑和广泛的社媒讨论度已经让它成为一部不可错过的黑马之作。在豆瓣，超18万人次给出了9.5的高分。

伦敦版《初步举证》，舞台剧照

这并不是《初步举证》第一次引发热潮。这部戏剧最早由人权律师、剧作家苏西·米勒在2017年创作，2018年，她凭借这部剧获得澳大利亚格里芬剧院奖。2019年，这部剧在格里芬剧院首演并在次年横扫了澳大利亚作家协会奖。2022年，苏西·米勒携《初步举证》登陆伦敦西区，一度成为当年的现象级戏剧，曾出演《杀死伊芙》的演员朱迪·科默在这部剧中贡献了自己的戏剧舞台首演，凭借剧中角色在2023年先后斩获奥利弗奖和托尼奖。国内上映的就是朱迪·科默主演的这版，这也是近几年全球范围内最卖座的NT live版戏剧。

得益于戏剧的成功，苏西·米勒在2024年将这部剧以小说的形式再次呈现：出身工人阶级的泰莎从遍地精英的法学院毕业，正成长为一名顶尖的辩护律师，在与同事朱利安即将展开恋情时遭到对方性侵。为了讨回公道，泰莎选择报案，原本在法庭上盘问证人的她成为被盘问的对象，以性侵受害者的身份，她察觉到现有法律对这一群体不公。此外，她也在这个案件中被迫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创作这个故事之前，苏西·米勒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律师从业经历，她出生于墨尔本一个工人家庭，在上世纪80年代攻读法律学位，毕业之后在社区法律中心担任人权律师，为包括无家可归者、性侵受害者、患有精神问题的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正是这份工作让她接触到了许多性侵受害者，她观察到，受害者在遭遇侵害时都有着类似的反应，试图劝说对方不要这么做，或者用礼貌的方式请他们离开，又或者完全僵住不知道怎么办。

苏西·米勒

这些在心理研究中被证实的合理反应在法庭上成为辩护律师用来削弱受害人证词的依据，他们常用的话术包括认定受害人没有足够反抗和挣扎，也没有试图逃脱。一旦受害人承认这点，辩护律师就可以以此为理由辩称受害人默许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早在法学院读书时，苏西·米勒就已经对辩护律师在盘问时询问受害人的衣着打扮这一点有过疑虑。在《初步举证》中，泰莎在法庭上被盘问的过程是这些疑虑的全部体现：你主动邀请他去你家吗？你当时喝了几杯酒？你是否喝醉了？你当时赤身裸体吗？你是否反抗了？

苏西·米勒与朱迪·科默

直面司法系统处理性侵害案件时的缺陷正是苏西·米勒创作这部剧的初衷。既然案件在法庭审理时忽略了受害人遭遇侵害时错愕且慌乱的临场反应以及事后破碎的创伤性记忆，剧作家便决定用独角戏的形式，让观众通过受害者的视角感受她的真实经历在法庭上如何被审视、被曲解。NT live版里，主角泰莎从身为辩护律师时的自信从容到遭遇侵害后的破碎、迷茫，以及对自身和法律事业的怀疑，再到法庭上觉醒之后针对司法弊病愤慨又清晰的控诉。在这109分钟的舞台时间里，朱迪·科默独自一人完成了密集的台词输出，不同场景下近乎完美的情绪转变，创造了一场高能量且极具感染力的表演。当观众从演员推起的情绪浪潮中抽身，必须面对泰莎败诉的结局时，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一个深谙“游戏规则”的辩护律师都无法在当下的司法框架内为自己争取正义，普通人又该如何？现实世界的回答是冰冷的。据联合国统计，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性暴力，以泰莎所在的英国为例，只有十分之一的女性会报警，最终诉诸法庭的案件寥寥无几。而在诉诸法庭的案件中，定罪率仅为1.3%。

悉尼版《初步举证》，舞台剧照

庭审即将结束前的控诉中，泰莎有这样一段话，“有关性侵的法律一直在一个错误的转轴上旋转。由于女性所遭受的性侵犯经历与男性制定的真相体系不符，所以事实永远无法被认定，正义也因此得不到伸张”。而在庭审开始前，她第一次作为受害者走进老贝利——这所塔楼高处矗立着正义女神像的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时，她率先留意到的不是漂亮的走廊门厅和彩绘的天花板，而是散落在墙角的遗留物，“一款小孩的算术玩具被胡乱地扔在墙角，不远处还有一列蓝色的玩具小火车。那几张沙发全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看似是谁家淘汰不要的”。身份的转变让泰莎终于留意到这座著名历史建筑内部的脏乱和陈旧，它们传递出的是当下法律的种种弊病，让被侵害的女性处于不被看到的低位。因为不被看到，因为正义覆盖不到她们，泰莎看见散落在墙角的遗留物也等同于看见自己，是自己处境的投射。从庭审现场走出来后，泰莎得到的判决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罪名不成立，朱利安被释放。

苏西·米勒对法律的质疑不光停留在性别层面。泰莎出身工人阶级，从进入法学院开始，环绕在她周围的都是来自私立贵族学校的精英们，侵害她的朱利安便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背靠律师世家，父亲是皇家律师。小说里，泰莎描述那款只有获得皇家律师认可才能拥有的粉色公文包，“包身有用规范字体缝制的所有者的姓名首字母，内衬则是法院批准的条纹棉布”，通过强化身份属性并加持官僚主义风格，公文包与考究的领带、豪华的办公室和放置其中的威士忌一道成为精英阶层将这个行业打造成地位与权力象征的炫耀品。夹在中间的泰莎渴望被认可，但身上的平民做派又让她感到矛盾，在她的阶层，律师应该穿的不是西服套装，而是母亲从塑料袋里掏出的一件100%聚酯纤维的亮粉色衬衫。

从这个层面来讲，发生在法庭上的抗争首先是来自女性对男性，其次也是来自平民阶层对精英阶层的抗争。小说对这一点的体现更明显，泰莎的哥哥约翰尼曾卷入一场案件，因为出身问题就成为警察怀疑的对象，在庭审中被扣上一个不公平的罪名。哥哥的遭遇是泰莎想要成为律师的起因，她希望可以让这样的弱势群体免受无良执法的伤害，“在法庭上，我见识过那些富人如何轻松玩转司法系统。他们先是聘请最好的律师，再动用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向法官美言，当然不是为了像我哥哥这样的人”。由男性制定的法律同样来自精英阶层，这是正义天平伪装下的丛林法则，一旦精英阶层卷入案件，他们往往能轻松调动身边资源来保护自己。站在庭审现场，泰莎看到的不光是除自己之外的男性，还有朱利安身边的皇家律师们以及旁听席上他的十多位同僚。

自2010年离开律师行业转职写作，曾一度想像偶像金斯伯格那样依靠法律致力社会公正的苏西·米勒，如今再提及法律界感觉进退两难，“它看上去像一门客观的科学。但其实根本不是。它完全是虚构的”。掌声、口碑、奖项，这些固然是《初步举证》成功的体现，但对苏西·米勒来说，它最大的成就是弥补了自己从事法律事业多年的遗憾，做到了她做律师时没能做到的。

该剧在澳大利亚公演后，曾为女性法律专业人士和具有法律背景的政界人士举办专场。英国公演时，一些来自老贝利的法官和律师也观看并进行了讨论，其中一名法官依据剧中的台词重新起草了强奸和性侵犯的指示，指出即使受害人没有按时间顺序清晰地回忆事件的细节，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由年轻女性组成的律师群体后来成立了以剧中角色命名的TESSA（严重性侵犯审查）组织，致力于对英国本土已有20年历史的性侵犯立法重新进行审查和起草。在北爱尔兰，这部剧成为每位新任法官审理性侵案件前必须观看的培训教材。自己的作品正在法律界产生实质的影响，提及这一现象，苏西·米勒觉得，“那五分钟的对话（庭审结束前泰莎的控诉）或许就是这些年学习和实践的最好成果”。

电影《还有明天》剧照

同样是近期的高口碑电影，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跟《初步举证》几乎同时登陆国内院线，在这个以1946年意大利女性首次被赋予选举权为背景的故事里，长期遭受家暴的妻子迪莉娅在影片结尾离家出走，看似逃离，其实是拿着选票去践行自己的权利，这一幕恰好被紧随而来的丈夫看见。迪莉娅不再害怕。这一幕仿佛被盘问到麻木的泰莎在发出控诉前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自身处境的改变并非来自对痛苦遭遇的回避，而恰恰是来自对它的反抗，在这最后的时刻，她们都超越了自身的痛苦。